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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6)

来源:西北园艺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6-29 16:5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与大院里的孩子混得都很熟。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
与大院里的孩子混得都很熟。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自行车是最可以炫耀的东西,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票。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是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很少来我家,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他一口湖北话,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永远读作“而流”,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而流”,这在我家成了个“典故”。大概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这位卢公子如愿以偿,天天骑着锃光瓦亮的新车在大院里转悠。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在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住的时间不太长。“文革”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个子也较矮,但是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刘节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有精深的论述,也是一位秉承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学者。他敢说敢为,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也能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很令人佩服。住在西北楼的时候,他不太与人交流,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对吉林大学调来的罗继祖先生我也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他是永丰乡人罗振玉的文孙。我从小看过不少罗振玉的照片,对罗振玉的形象比较熟悉,但是我从眼前这位罗继祖先生身上怎么也找不到罗振玉的影子。罗继祖先生身材矮小,瓜子脸,额头比较宽,戴着一副眼镜,又有些黑瘦。看他晚年的照片,倒是显得胖了。他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学校,接受的完全是庭训教育,但无论是经学、小学、史学还是博物金石之学,根底都极为深厚,这与我父亲所受教育的方式有相似之处。罗先生虽然比我父亲大十余岁,但应属同辈人,两人的祖父都是清末的人物。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除了工作中的交集,都缄口不言旧事。罗先生主要是参加《宋史》的点校工作,其实,他对于辽金史的研究更为擅长。南开的郑天挺先生主要在天津主持《明史》的点校工作,但是也偶尔住在西北楼。我估计他主要是来参加点校工作的碰头会。郑先生和谢国桢先生都是明史专家,我父亲与这两位都有较多的来往。陈垣先生也参加了点校工作,因为他年事已高,从来不来中华书局,都是父亲往来于北师大与中华书局之间,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请教或汇报。邓广铭先生在北大有家,但是也在西北楼住过一段时间。这些学者的著作我读过最多的,就要数邓先生的了。我从小崇拜岳飞,但凡关于岳飞的小说(如《说岳全传》)、戏曲、评书、绘画等无不关注。邓先生的《岳飞传》我少年时代误以为是小说而读过,虽然后来发现是关于《宋史》和岳飞的考证性学术著作,也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来。以后又读过他的《辛弃疾传》和《辛稼轩年谱》。邓先生在这批人里算得是身材略高而比较胖的,肚子也比较大,尤其是他的眼袋很突出。这让我总是想起《岳飞传》里一幅木刻版岳飞像插页,那是迄今最为经典的岳飞木刻版画,上面的岳飞也有较大的眼袋。我总觉得邓先生和岳飞长得很像(其实是个错觉,一点也不像),而他的名字又总是和岳飞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在背后给他起外号,叫他“岳武穆”。有时在院里碰到邓先生,回家就说遇到“岳武穆”了,因此多次受到父亲的斥责。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为“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多次,遭受殴打和人身侮辱。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大概傅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傅先生的卒日,也是“翠微校史”第一阶段的终结。从间起,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三号门的灯光1966年以前,前四史均已经完成出版,其余各史尚在加工阶段。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是由上海方面进行的。《明史》基本是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在天津南开做的标点工作。所以住在西北楼中的教授们主要是对《晋书》、南北朝“二史八书”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进行标点校勘工作。那个时段《清史稿》还没有纳入这项工程。1971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恢复工作。这也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梅开二度”的早春天气。嗣后,不少文史界耆硕相继走出牛棚,走进中华书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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