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2)

1954年秋天，公安部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反革命立案，逮捕“国民党潜伏特务胡均鹤”，年底，扣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此前，西安的李茂堂被调到北京戒除鸦片烟瘾，也失去了自由。1955年4月3日晚，公安部逮捕潘汉年。1961年，前西安市公安局长王超北被关押审查。

“文化大革命”中，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质，反倒成了负责干部的罪名。

四川公安厅长赵苍璧、陕西公安厅长李启明等人，因逆用问题而被上纲为敌我矛盾，在侦破军统汉训班案件上立了大功的吴南山又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历史上已经纠正的错误居然重现，抢救运动中挨整的人尽管当时得到了甄别，却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挨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挨整的潘汉年、扬帆、布鲁等人，本该刑满释放，却被投入劳改农场。

公安、司法战线瘫痪，社会治安失控，重大疑难案件相继出现。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在住所被刺杀，行凶者竟然是军区保卫部的科长，追查之中，保卫部长又自杀。老保卫周兴、蔡顺礼、赵苍璧齐集云南破案，后来又调去李启明，但是，由于运动的干扰，很难得出完满结论。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牵连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被捕，也是一桩奇案。

回顾历史上的几次重大错误：肃反运动中，保卫局系统执掌着超越同级党委的特权，对肃反的错误负有重要责任；抢救运动中，保卫系统作为执行者，对错误也有工作责任；而“文化大革命”中，就连公安、保卫系统本身也被“砸烂”！

曲折的道路表明：中国的情报、保卫、公安系统，越来越成为左倾错误的障碍，越来越受到坏人的嫉恨。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潘汉年、扬帆、布鲁、王超北等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平反，赵苍璧、郝苏、邹瑜、蔡诚等边保干部又走上保卫工作的领导岗位。

前进的发展趋势证明：中国的情报、保卫、安全、公安工作，越来越成熟，正在走上法制轨道。

观西北，知天下。

本书记述的时间段，中共中央正在西北。因此，西北的工作和西北的经验，无疑具有全国意义。

观历史，知未来。

本书的重点内容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情报保卫工作，已经进入历史范畴。谁都不会否认，历史也有现实价值。

书写历史，其实就是在发掘文化基因。

应该承认，在各个行当中，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还是相当突出，战绩优秀；同时，也隐含沉重的经验和教训。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也会延续，也会影响执政时期的工作。

情报，间谍，保卫，反特，安全，公安，司法，法制，向来是治吏的难点。

可是，不写透难点，又怎能抓住重点？

在实际生活中，案件，总是矛盾冲突的激化表征。书写历史，只有写到案子，才能解读透彻。

秘密战最复杂，秘密战无终结，从延安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

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秘密战！

（本书连载完）

这份报告还强调：情报工作必须坚持以政治基础为主的原则。以政治基础为主，统战带动情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能赢得世界各国最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可以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报告明确规定：决不采用金钱收买、美人诱惑和手枪恐吓等手段。这个规定现在看来，更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情报工作的性质极其特殊，人们一般以为：为了获取情报可以不择手段，收买“线人”、利用“美女”、动手“杀人”，都是寻常动作。实际工作中，美国、苏联等众多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常常这样做。这就使得情报工作“肮脏”起来，背离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而道德沦丧的间谍，很难保持忠诚的操守。于是，又导致情报工作丧失国家要求的正义性。这种倾向被多国政治家放任发展，终于在21世纪初酿成席卷世界的“恐怖主义”浪潮。国际社会这才形成共识：必须举世一致地反对恐怖主义。这时，人们不禁想起：谁最先反对恐怖主义？早在1950年，中国情报界就明确规定：不准采用金钱收买、色情诱惑、暗杀恐吓等手段。这就是全世界范围最早的“反恐”规定！只是，你不搞恐怖，别人要搞。新中国的公安部门，又要面对一轮恐怖袭击的狂潮。反击恐怖狂潮国民党败退台湾，军心颓丧，可特工部门却兴奋起来：“以前是共产党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现在我们成了暗处，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了！”在秘密圈里，保卫工作称为被动消极性工作，而情报、破坏等工作称为主动性工作。就在新政协代表杨杰准备赶赴北平与会之际，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在香港将杨杰暗杀。台湾特务还潜入大陆，企图刺杀北平市长聂荣臻、上海市长陈毅、广州市长叶剑英，飞贼段云鹏的任务是刺杀毛泽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晚就同蒋介石重建情报合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蛰伏大陆各地的国民党力量纷纷起事，四川成都附近的土匪公然暴乱，杀害解放军高级干部朱向离。这朱向离，正是当年打入日本军队的临汾情报站长！明暗易位，中国公安面临新的挑战。毛泽东亲自督导，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打压了敌特的气焰。发挥基层工作扎实的传统，大中城市开展群防群治，让海外潜入的特务无处立足。新中国不仅在政策方针上反对搞恐怖主义，还创造了反恐的成功经验。执政是新的考验。从西北走向全国的公安干部，又会遇到新的问题。1951年1月，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陈坤被捕，震动全国公安战线。此案称为“两陈案件”，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昭雪。“两陈案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安系统的第一起冤错案，“两陈”之“陈泊”，就是那闻名延安的“布鲁”。布鲁是海南人，被特地调到叶剑英领导的华南分局，参加接管广州。回到广东老家的布鲁又恢复了陈泊这个名字，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华南分局的陈坤任副局长。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掌握许多当地特情关系，包括打入中统的梁侠、打入保安警察独立大队任大队长的程长清等人。广州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首都”。李宗仁带着国民政府逃离南京，最后在广州落脚。解放军进军华南，已经逃到天涯海角的国民党官员无路再走，有的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有的跟着李宗仁避难香港，还有的滞留广州。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进入广州，陈泊随同中共华南分局进城接管。广州紧邻英国统治的香港，两地可以自由来往，东南亚华人频繁进出，国民党特务夹杂其中，市面上流行着港币美钞，本地黑道扰乱社会治安，比起别的城市来，这广州更加光怪陆离！不久，谭政文南调任华南公安部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原局长陈泊改任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安干部哪里害怕什么困难，干起工作都是意气风发。在保安警察独立大队任大队长的地下共产党员程长清率队起义，协助南下干部顺利接管了广州市警察局。两陈组建一支特别工作队，由广东籍干部张强、刘铁任正副队长，不到一周就抓获广州著名匪首张树、关松。这特别工作队虽然见效很快，可是也引起一些争议。工作队成分比较复杂，有的留用人员利用职权对百姓敲诈勒索，还误杀了自己人。1951年1月，公安部决定审查陈泊在广州接管中的问题，陈泊和陈坤被逮捕审查，两陈案件还牵连不少广州市公安干部，程长清、梁侠等人被关押审查。1953年8月，陈泊被北京市军管会判为：“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严重违法乱纪，使党和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判处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力五年。1954年秋天，公安部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反革命立案，逮捕“国民党潜伏特务胡均鹤”，年底，扣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此前，西安的李茂堂被调到北京戒除鸦片烟瘾，也失去了自由。1955年4月3日晚，公安部逮捕潘汉年。1961年，前西安市公安局长王超北被关押审查。“文化大革命”中，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质，反倒成了负责干部的罪名。四川公安厅长赵苍璧、陕西公安厅长李启明等人，因逆用问题而被上纲为敌我矛盾，在侦破军统汉训班案件上立了大功的吴南山又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历史上已经纠正的错误居然重现，抢救运动中挨整的人尽管当时得到了甄别，却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挨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挨整的潘汉年、扬帆、布鲁等人，本该刑满释放，却被投入劳改农场。公安、司法战线瘫痪，社会治安失控，重大疑难案件相继出现。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在住所被刺杀，行凶者竟然是军区保卫部的科长，追查之中，保卫部长又自杀。老保卫周兴、蔡顺礼、赵苍璧齐集云南破案，后来又调去李启明，但是，由于运动的干扰，很难得出完满结论。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牵连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被捕，也是一桩奇案。回顾历史上的几次重大错误：肃反运动中，保卫局系统执掌着超越同级党委的特权，对肃反的错误负有重要责任；抢救运动中，保卫系统作为执行者，对错误也有工作责任；而“文化大革命”中，就连公安、保卫系统本身也被“砸烂”！曲折的道路表明：中国的情报、保卫、公安系统，越来越成为左倾错误的障碍，越来越受到坏人的嫉恨。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潘汉年、扬帆、布鲁、王超北等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平反，赵苍璧、郝苏、邹瑜、蔡诚等边保干部又走上保卫工作的领导岗位。前进的发展趋势证明：中国的情报、保卫、安全、公安工作，越来越成熟，正在走上法制轨道。观西北，知天下。本书记述的时间段，中共中央正在西北。因此，西北的工作和西北的经验，无疑具有全国意义。观历史，知未来。本书的重点内容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情报保卫工作，已经进入历史范畴。谁都不会否认，历史也有现实价值。书写历史，其实就是在发掘文化基因。应该承认，在各个行当中，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还是相当突出，战绩优秀；同时，也隐含沉重的经验和教训。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也会延续，也会影响执政时期的工作。情报，间谍，保卫，反特，安全，公安，司法，法制，向来是治吏的难点。可是，不写透难点，又怎能抓住重点？在实际生活中，案件，总是矛盾冲突的激化表征。书写历史，只有写到案子，才能解读透彻。秘密战最复杂，秘密战无终结，从延安到北京，从中国到世界……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秘密战！

文章来源：《西北园艺》 网址: http://www.xbyyzz.cn/qikandaodu/2021/0523/9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