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穆斯林朝觐后产生教派之原因探析——兼与(3)

这段史料中有关韩哈济(哈只)的记载表明，和马来迟同时代的撒拉族群众中也有朝觐回来的哈只，即韩哈济，这位哈只不是普通的穆斯林百姓，而是撒拉十二工世传总掌教，是循化撒拉族中的头面人物和世袭首领。他朝觐回来成为哈只，在撒拉族中的威望更高，但他的宗教学识不如马来迟，故以马来迟为师而从之。这条记载同时说明，马来迟除在自己的家乡河州传教外，还到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地区传教，他的传教活动和主张得到当地头人的支持，他在撒拉族中的传教活动是成功的。

但《循化志》卷八“回变”的材料中并没有提到马来迟和马明心的朝觐活动，甚至也没称他们为哈只或哈吉，而提到了韩哈济(韩哈只)，看来《循化志》的编修者龚景瀚并不了解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不知道朝觐回来者称为“哈只”，他可能以为韩哈济就是撒拉十二工世传总掌教的名字，盖因当时人皆称其为韩哈济，正如当时《马哈只墓碑》的撰写者以为“哈只”是郑和父亲的字;他自然也不知马来迟和马明心是朝觐回来的哈只，而且很有学识，故而在当地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望和影响力。马来迟和马明心赴天方朝觐之事和朝觐回来后的传教讲经活动在西北穆斯林群众中有口皆碑，流传深远;马来迟创传的华寺门宦和马明心始传的哲合林耶至今在西北穆斯林中有大批信众;而清末民国初年，西北穆斯林中另一位著名的朝觐者河州东乡族马万福，朝觐回来后主张和始传的伊赫瓦尼，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之一。他们的朝觐活动极少见诸于史料记载，至今尚未见到他们自己对朝觐活动的任何记载。现代回族学者马通先生经多年调查研究，将马来迟、马明心、马万福等西北著名朝觐者的朝觐活动记录在了《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等著作中。

前述史实说明，元明两代，在云南有不少的回回人曾赴麦加朝觐过，只是没有明文记载而已，有明文记载的只是极少数。所以云南穆斯林对赴麦加朝觐之事已有较普遍的认识，对他们来说，去麦加朝觐并不是很神奇的事情。而西北穆斯林人数众多，但有条件和能力去朝觐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故而和云南穆斯林相比较，西北穆斯林对朝觐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盲从性。在马来迟和马明心之前，虽也有个别人朝觐过，并有哈只称号，但他们朝觐回来后极少有人进行积极、广泛的传教讲经活动，所以西北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对赴麦加朝觐之事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茫然。马来迟是西北地区第一个朝觐回来并进行广泛传教的穆斯林，马明心紧接其后。对西北穆斯林来说，从马来迟和马明心的朝觐、传教及讲经活动中，他们对赴麦加朝觐之事才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三是西北穆斯林文化水平比云南穆斯林落后。就云南而言，从元代开始，即有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all shams al－Din)修孔庙、兴儒学，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事业，“云南俗无礼仪，……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跪拜之节，……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讲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9］。至清代，云南已有马注① 马注(1640－1711)，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四大经学家之一，其传世名著《清真指南》十卷，风行海内外。、马德新等汉文造诣深厚的穆斯林大学者、经师出现。他们用汉文著书立说，解释伊斯兰教义教规，形成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以儒诠经、汉译经籍活动中著名的云南学派。就西北而言，直到清代中后期，西北穆斯林中还无一人公开提倡文化教育。西北穆斯林中几位著名的朝觐者，如马来迟、马明心和马万福等人，虽然他们朝觐回来后的传教讲经活动在西北穆斯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西北穆斯林社会的变革和分化组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传授给穆斯林群众的也只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等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西北穆斯林中影响较大、最早用汉文讲经并传授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知识《四书》、《五经》的，是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著名的汉学派——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时间是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10］，比云南要迟600年。因而云南穆斯林文化水平比西北穆斯林高，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由于文化水平高，云南穆斯林对朝觐回来的哈只有较客观和理智的认识。而西北穆斯林由于文化水平低，对朝觐活动缺乏成熟、理智的认识，对朝觐回来的哈只非常崇敬，甚至有某种神秘感，能听到朝觐回来的哈只给他们讲经传道，再讲一些朝觐过程和旅途中的见闻，这对当时普通的穆斯林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普通群众跟随朝觐者的言行举止是很自然的事。不同的人朝觐回来传教，各自都有一部分跟随者，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教派和门宦。如前引《循化志》中所记，韩哈济以马来迟为师而事之;贺麻路乎、苏四十三延请马明心至家，拜为师。所以西北穆斯林朝觐后会产生教派，有人文因素和环境因素，更有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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