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华北两地“赶脚”比较(2)

小说之外，较晚出的剧目《王小赶脚》更有代表性。《王小赶脚》开场即点出“赶脚的”的生活常态：“为别人赶脚，赶脚受辛劳，人家骑着驴，我就跟着跑。”[7]二姑娘上场则首先说明回娘家的目的：“婆婆家住在了二十里铺，俺娘家住在了张家湾。”[8]赶脚的距离则通过王小之口传递出来：“张家湾一去四十里，来回八十正一天。”[9]

三、“赶脚”之于两地人民的心理状态

“赶脚”是脚户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无论西北还是华北的脚户，都是底层大众的一部分，生来的贫穷与谋生的艰苦压迫他们一生。脚户们在艰苦的“赶脚”行程中，有不同的苦中作乐的方式。探究他们的心理状态或精神风貌，作一“考意”的研究，更需借助文学艺术作品。

以河州一带为例。柯杨先生认为，从“花儿”本身所提供的材料来考察可知“花儿”产生于明代。明初，朱元璋认为“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10]。因此，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政府通过军屯、罪戍等办法，将江苏南京等地汉民大量向洮、岷、河、徨一带迁徙；并且，戍边军士均携家带口，以添加丁口，协助农垦，久之逐渐形成了汉人聚居区。回族、撒拉族等民族也在元末明初聚居于此，这些民族的村落与汉族人的村落相交错，而汉族人数又较多，所以汉语逐步成为各族人民都能使用的共同语言。在这个基础上，用汉语创作并演唱的各族人民共同的艺术创作——花儿也才有产生的可能[11]。

西北脚户们经常出门数月，旅途艰辛。“穷则思变”后的一首首“花儿”给后世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

“花儿”描述了迫使他们克服艰苦的生存条件，以及排解无尽的寂寞孤独，例如：

腿肚上缠的是白布带，精脚的片片上套麻鞋。……腿子哈走成个硬杆杆，支起个罗锅者吃炒面。脚痛呀腿酸者吃不下饭，你说嘛辛酸啦不辛酸？……辛店的壁虱，者店家的炕，烟呛嘛火燎地睡不着亮。[12]

相较于西北常年赶“长脚”的脚户们，华北的脚户则要轻松、幸福得多。首先，穿梭于密集的城乡村落之间，一去最多几十里，无跋山涉水之苦。其次，“王小”们的赶脚是为单个人服务，乘客骑驴骡，脚户跟随，成为旅途中的伙伴。更重要的是，华北“赶脚的”多单独揽客，不像西北脚户成帮结对，也就没有形成一严密的团队或群体，没有类似的群体文化形式。因此，华北“赶脚”没有发展出类似“花儿”这样流传广而久远的“内心独白”。他们的故事也不是由自己讲述，而是被小说家、剧作家或者说书人、演员记录和表现。对本地居民而言，赶脚虽苦，但生活更多是像《王小赶脚》那样平淡有乐趣。

四、结语

由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西北、华北两地的人们谋生方式各异。以赶驴骡等牲畜为经济来源，虽同作“赶脚”，实是两种事物。不同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方式，又使两地赶脚者有着不同的思想情感乃至性格，呈现出迥异的精神风貌。大而广之，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研究中，除去传统在宏观角度探讨某一群体，还要综合运用各类资料，细入群体中的个体，观察其生活常态、精神状态。两相结合，对“赶脚”才会有完整而全面的认知。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张廷玉.明史·职官四[M].北京：中华书局，

[3]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

[4]吕强，马鑫.清至民国河州回族脚户[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7-48.

[5]冯梦龙.警世通言[M].刻本.1624(明天启四年).28.

[6]贪梦道人.彭公案[M].清光绪琉璃厂藏版本.1894(光绪二十年).21-22.

[7][8][9]淄博市五音戏研究会.五音戏剧本选[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0]张廷玉.明史·西域二[M].北京：中华书局，

[11]柯杨.“花儿溯源”[J].兰州大学学报，1981，(2)：62-64.

[12]严梦春.河州回族脚户文化[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赶脚”在西北、华北均有，但单纯地将两地赶脚者冠以地域并不十分妥当。西北营长途货运的脚户，其足迹遍及西北、西南乃至全国，也存在短途运输者，而华北“出租车”司机式的“赶脚的”也并不局限于华北，南方亦有如此营生。本文基于东部西部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对两种较为典型的“赶脚”加以比较。一、两地赶脚之概念“赶脚”在西北与华北均指赶驴骡等牲畜谋生，但又有所不同。西北“赶脚”系旧时对西北高原上受雇于店东、商号及赶骡马长途贩运货物的苦力的称呼，又称“脚户”。操此业者，以甘、青、宁贫穷的回族人占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些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缺少土地的回汉族农民，靠驴、骡、马等驮运农副产品和日用小百货等商品维持家庭生活。这些脚户出外一般邀四五个同行做连手，组成一个马帮，少则十几匹骡、马、驴，多则上百匹。华北“赶脚”与之不同，指的是载运旅客的一种职业，常见于山东、河南等地。从事“赶脚”的人也有“脚户”的称谓，但民间更喜欢通俗地称其为“赶脚的”或简称为“脚”。他们自备驮畜，其中以毛驴居多，也有骡。“赶脚的”等待有出行需要的顾客前来雇佣，讲好价钱，请客骑乘驮畜，自己随行，此即谓之“赶脚”。两地“赶脚”均是人们谋生手段之一，不过历史发展时间不同。至少自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力、畜力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力量没有大的改变，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公共交通发展，此业才渐渐被淘汰。二、“长途货运”与“短途客运”由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两地的“赶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西北自古地广人稀，山地、高原盆地相间，降水量少，土地相对贫瘠，农作物生长周期长，故而在农业之外，商业往来在西北人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不似汉族那样安土重迁的回族尤其活跃。脚户们的赶脚多是运送货物，且是翻山越岭式的长途运输。以学界关注较多的甘肃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河州地处今甘肃省南部，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黄河众多支流穿流而过，流水侵蚀使沟壑纵横；四周群山环绕，中部为一狭长平原。山河相间，地形崎岖，在没有以公路、汽车为主的现代交通的前近代社会，人力加牲畜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在历史上，河州作为“茶马互市”之地，催生了当地成群结队式的赶脚。北宋熙宁六年(1073)，王韶“取河州”[1]，八年(1075)设置茶马管理机构，开始茶马贸易。明洪武年间，西部共设四处“茶马司”，河州为其中之一且地位重要。《明史》载：“洪武中，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2]到了清代，“司茶之官，初沿明制”[3]，河州又成为五处茶马司之一。随着茶马贸易的兴盛，茶叶运输道路形成，后又随着茶马互市逐渐从官办转向民间贸易，汉藏间商贸流通不断深化，形成了河州地区脚户、牛帮和车户等商业运输组织。根据吕强、马鑫的研究，河州回族脚户在清至民国时有五条主要的行商路线，分别通往青海藏区、西藏(唐蕃古道)、兰州、新疆和南方各省，其中通往青海藏区可细分为两条，通往兰州则有东、南、北三路[4]。华北平原的赶脚恰与之相反。山东、河南、河北之地，自元末战乱人口锐减，明初政府为充实三地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华北平原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得农业生产渐渐恢复发展，至明中后期，本地人口急剧增长，相应地人口密度、聚落密度也大大增加。同时，华北平原不似西北处于各民族、政权交界地，也不靠近大的矿产地，加之漕运发达，故不会产生类似于西北长途跋涉贩运货物的脚户，但是，居民因探亲、访友、旅行等，仍有出行需要，故脚户养驴骡出租的形式应运而生。限于“赶脚的”体力，以及传统社会中人们较小的婚嫁圈、交往圈，顾客多是为探亲访友出行，这些“脚户”也就主要经营乡村之间、城乡之间的短途客运。传统史料并未留下太多记载，但是戏文、小说等文艺作品则多保留了此种以往的社会风貌。例如：五鼓鸡鸣，两名夫和一个赶脚的牵着一头骡、一个叫驴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舆。江居乘了驴子，让那骡子与僮仆两个更换骑坐。约行四十余里，日光将午，到一村镇。[5]——《警世通言》第四卷那白脸的少年说：“我住三河县城内，姓曹名二，在京都后门内北城根开安乐堂杂货店。因家中有八旬老母，还有一个兄弟，昨日给我捎上一封信，说我母亲死了……母子连心，自己恨不能肋生双翅，飞到家中。到了夏店，我又雇了一匹驴，我与他说明白的二百文，我就骑上。”[6]——《彭公案》卷二第八回小说之外，较晚出的剧目《王小赶脚》更有代表性。《王小赶脚》开场即点出“赶脚的”的生活常态：“为别人赶脚，赶脚受辛劳，人家骑着驴，我就跟着跑。”[7]二姑娘上场则首先说明回娘家的目的：“婆婆家住在了二十里铺，俺娘家住在了张家湾。”[8]赶脚的距离则通过王小之口传递出来：“张家湾一去四十里，来回八十正一天。”[9]三、“赶脚”之于两地人民的心理状态“赶脚”是脚户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无论西北还是华北的脚户，都是底层大众的一部分，生来的贫穷与谋生的艰苦压迫他们一生。脚户们在艰苦的“赶脚”行程中，有不同的苦中作乐的方式。探究他们的心理状态或精神风貌，作一“考意”的研究，更需借助文学艺术作品。以河州一带为例。柯杨先生认为，从“花儿”本身所提供的材料来考察可知“花儿”产生于明代。明初，朱元璋认为“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10]。因此，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政府通过军屯、罪戍等办法，将江苏南京等地汉民大量向洮、岷、河、徨一带迁徙；并且，戍边军士均携家带口，以添加丁口，协助农垦，久之逐渐形成了汉人聚居区。回族、撒拉族等民族也在元末明初聚居于此，这些民族的村落与汉族人的村落相交错，而汉族人数又较多，所以汉语逐步成为各族人民都能使用的共同语言。在这个基础上，用汉语创作并演唱的各族人民共同的艺术创作——花儿也才有产生的可能[11]。西北脚户们经常出门数月，旅途艰辛。“穷则思变”后的一首首“花儿”给后世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花儿”描述了迫使他们克服艰苦的生存条件，以及排解无尽的寂寞孤独，例如：腿肚上缠的是白布带，精脚的片片上套麻鞋。……腿子哈走成个硬杆杆，支起个罗锅者吃炒面。脚痛呀腿酸者吃不下饭，你说嘛辛酸啦不辛酸？……辛店的壁虱，者店家的炕，烟呛嘛火燎地睡不着亮。[12]相较于西北常年赶“长脚”的脚户们，华北的脚户则要轻松、幸福得多。首先，穿梭于密集的城乡村落之间，一去最多几十里，无跋山涉水之苦。其次，“王小”们的赶脚是为单个人服务，乘客骑驴骡，脚户跟随，成为旅途中的伙伴。更重要的是，华北“赶脚的”多单独揽客，不像西北脚户成帮结对，也就没有形成一严密的团队或群体，没有类似的群体文化形式。因此，华北“赶脚”没有发展出类似“花儿”这样流传广而久远的“内心独白”。他们的故事也不是由自己讲述，而是被小说家、剧作家或者说书人、演员记录和表现。对本地居民而言，赶脚虽苦，但生活更多是像《王小赶脚》那样平淡有乐趣。四、结语由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西北、华北两地的人们谋生方式各异。以赶驴骡等牲畜为经济来源，虽同作“赶脚”，实是两种事物。不同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方式，又使两地赶脚者有着不同的思想情感乃至性格，呈现出迥异的精神风貌。大而广之，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研究中，除去传统在宏观角度探讨某一群体，还要综合运用各类资料，细入群体中的个体，观察其生活常态、精神状态。两相结合，对“赶脚”才会有完整而全面的认知。参考文献[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张廷玉.明史·职官四[M].北京：中华书局，[3]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4]吕强，马鑫.清至民国河州回族脚户[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7-48.[5]冯梦龙.警世通言[M].刻本.1624(明天启四年).28.[6]贪梦道人.彭公案[M].清光绪琉璃厂藏版本.1894(光绪二十年).21-22.[7][8][9]淄博市五音戏研究会.五音戏剧本选[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0]张廷玉.明史·西域二[M].北京：中华书局，[11]柯杨.“花儿溯源”[J].兰州大学学报，1981，(2)：62-64.[12]严梦春.河州回族脚户文化[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文章来源：《西北园艺》 网址: http://www.xbyyzz.cn/qikandaodu/2020/0909/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