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机遇挑战(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隐患，需要各国超越一般的经济利益范畴，树立“安全共同体意识”，采取合作共治的手段，建构区域间的新型安全体系。“一带一路”战略为各国进行有效合作与对话搭建了理想平台，通过相互结伴与深刻融合的方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共同治理架构。鉴于此，“一带一路”战略无论是近期目标还是长远打算，其规划都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之间的良好合作，而是要通过利益共享，打造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并通过协商、对话、谈判、交流等渠道和方式推动包括维护稳定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从而形成治理合力。

(三)有助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为治理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和局势的影响。首先，周边国家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处于良性、健康的发展状态，则对我国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功能。反之，如果一国领导人更替频繁，相关治理政策和措施不具有连续性，社会不稳定系数则会增加，甚至威胁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其次，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导致社会安全形势恶化，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引起的国内动乱会影响我国相关地区的开发力度和对外开放空间；再次，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周边总体局势不容乐观，毗邻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国情差异较大，部分国家政治生态脆弱，社会冲突不断，国内稳定局势令人堪忧。此外，美、俄等大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在周边地区进行的政治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国家的政治倾向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不仅加剧了该地区社会稳定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改善周边社会环境、促进毗邻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多重效应。首先，“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周边国家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深刻融入区域一体化格局中，以优势互补为条件助推经济发展，奠定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从经济层面切断外围影响社会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其次，有助于周边国家的国土开发，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能源、金融、贸易领域的广泛合作，分享更多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红利，以共同利益为主导优化我国周边社会环境；再次，以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4]为新契机，改变中国与其他大国以及沿线国家在外交层面“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逻辑，有助于以平等、合作、包容为基础，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方式解决包括边境安全在内的诸多问题，为我国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提供更多外部支撑。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西北民族地区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被帮扶”发展为“经济新增长点”、从“神经末梢”过渡到“前沿阵地”的转变，不仅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给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创造了重要机遇。只有准确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才能充分发挥西北民族地区的“战略支撑”作用，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践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国际合作与交往、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局势、大国势力的干扰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安全挑战，科学判断和准确分析影响西北民族地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社会稳定风险，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

首先，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种种风险和挑战。在沿线国家中，与西北地区毗邻的中亚国家总体来说国内经济恢复较为缓慢，商品贸易过境能力有限，各国发展差异较大，国与国之间矛盾不断。其中，塔、乌，吉、乌，吉、塔之间就边界问题还未完全划定，并时常发生冲突，各方围绕飞地、领土争端、水资源等发生的纠纷严重恶化了我国周边环境，直接影响上合组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运作和实施，不利于我国西北民族社会稳定的治理。

其次，由于中亚民族、宗教众多，各国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加之各国之间由于历史问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域内复杂多变，这就为“三股势力”的出现提供了方便[5]。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境外“三股势力”必定会借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外出学习、异国经商、宗教朝觐等机会大肆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此外，中亚地区的特殊地缘风险还有可能将中东地区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的极端分子引入其内，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并使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承受更大压力。

文章来源：《西北园艺》 网址: http://www.xbyyzz.cn/qikandaodu/2021/0413/7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