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与西北(2)

据有关宜川文献记载，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所著的《洛阳牡丹记》中记载：“牡丹出丹州、延州”，其中“丹州”就是指宜川；宜川县历史悠久，夏系雍州之域，商属西河国地，春秋为白翟地。战国属上郡为定阳邑，秦为上郡为丹，汉届西河郡，晋属羌地。西魏大统三年（537）置义川县设汾州，废帝三年（554）改汾州为丹州。唐天宝元年（742）改丹州为咸宁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丹州，五代后周时（951）废咸宁县入义川县。宋太平兴国元年（976）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义川县为宜川县，属丹州辖。元时并丹州入宜川，属延安路。明、清仍设宜川县，隶延安府。民国初，属榆林道，废道后，直属陕西省。1948年春，宜川解放，至今仍称宜川县。书信中提及的黄龙山，位于黄龙县及宜川县的南部，1400～1700米，相对高度为300～500米，最高点海拔1788米，沙页岩，低缓坡段有黄土分布，海拔1500米以上，多为基岩及风化碎屑，1400米以下的梁顶及缓坡有黄土分布，尤其在西、北面形成黄土梁状丘陵，山地森林茂盛，是陕西重要林区之一。此外，贾先生还提到陕西华阴，即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老腔”的原产地。

以上是对贾先生在陕西足迹的粗略刻划。关中平原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象以及社会百态都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他对于西安及陕西的印象和情感是复杂多变和纠结矛盾的。这种印象和心态是时代变迁的真实记忆。

二、贾植芳与西北的姻缘

贾植芳先生在西安生活期间，依然不改文学梦，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致胡风的信中说：“离汉前曾寄上拙作一剧本《家》及一函。我于十日到西安，沿途颇费了周折，预备在西安稍事勾留，即动身到山西战区。……”剧本《家》是贾先生离开武汉前创作完成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致胡风的信中还提到：“我是明日就动身到重庆旅行，预备试写一个长篇，定名《新尸》，在西安写完万把字，只是在这样的被号称做后方的城市环境里感受着，觉得写的心情很坏。这真是一个矛盾。

附寄上《手续剧》一篇，是写着一个实事样的东西，记得初经历了这样的题材，很为感叹，战争启发了民众的灵魂，而在好的民运工作下，群众们虽还不能马上跳出贫穷，但渐渐脱了愚昧，愚昧实在比贫穷厉害，但是能脱出愚昧，也会能离去那天赋样的贫穷。而启发了的群众，那力量是固执样的，不可遏止的。这是这次战争给中国民众的变化，也就是将来希望的种子。所以对中国前途存着正确信心的人，他的希望，是决不会落空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胡风书信中又说：“旅居西安时也曾计画了一下，写出了一点（题目暂定为《霍林上尉》），这以后，也希望能写下去，更希望能从先生处得一点意见。”

以上书信表明至少有三篇文学作品写作于西安。除此之外，他还一直关注着《七月》杂志的发行及刊载的作品。关于这段生活，贾先生在《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一文中有过表白，他说：“一九三七年秋，我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回国，投身于社会。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但我又没有去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我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历史背影》，5页）这些表白，不仅是贾先生抗战期间生活的记述，而且从中可以看到，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抉择和责任担当。

西安是贾先生与夫人任敏先生美好姻缘的缔结之地。早在贾植芳先生与任敏女士相识前，贾先生有过一位妻子，生活在山西老家，后来去世。贾先生曾经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致胡风的书信中说道：“《家》刚写罢，突然接到友人辗转来的信，知道在北方的妻子死去这消息，——对于死，我的见解，以为这东西本身却是可怕，如在《家》里所说，但在人的作用上，却有商量余地，就是死法问题。故我承认生命脆弱是一件事，但不是死的整个解释，所以要紧的是在生命的应用上这一点，来决定死的价值。接到这个信，我顺手在原稿的头上加了一个注，算是一个纪念。”1938年7月，贾植芳先生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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