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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与西北(4)

来源:西北园艺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8-25 09:5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1]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M].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

[1]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M].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2009.

[3]贾植芳.历史背影[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4]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陈思和.感天动地夫妻情——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N].文汇报,2002年5月24日.

[6]贾植芳致胡风(一九三八——一九五四)[J].书屋,2001(4).

[7]王克强,张小山.一位平凡而坚强的女性——任敏女士对贾植芳教授六十年的风雨深情[J].山西老年,2003(6).

[8]任敏,贾植芳.解冻时节[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9]陈思和.百年红与黑:一对亲兄弟的命运殊途贾植芳与贾芝[N].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01-18.

贾植芳先生曾经说过,要认识中国,就要去西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经历的。贾植芳先生虽然出生在山西,长期生活在上海,但他与西北也有生活与精神的不解之缘。西安既是贾植芳先生的流离避难之地,又是美好姻缘的缔结之所,青海是贾植芳先生的爱人任敏监禁下放劳动的地方。2014年贾植芳先生的藏书捐赠河西学院,贾先生又与甘肃张掖结缘。西安、青海、张掖等西北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了贾植芳夫妇生活的踪迹,同时也留存了贾植芳先生的精神遗产。一、贾植芳与西北的因缘他在西北生活辗转最多的地方是陕西西安。从他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文献可查,他在西安生活的时间将近8年。贾先生曾在《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一文中说:“一九四一年,我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打击,流落到西安,只能和一些小商贩混在一起,做些小买卖以自活,抽空写些文字以自娱。……一九四四年又得离开我流荡数年西北远行,在此以前西安。”(《历史背影》,16页)这段文字明确交代了贾先生在西安的时间应该是3年。抗战期间,贾先生于1936年8月担任“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如果从1936年算起,到1944年正好8年,期间曾有过几次往返。对于西安的印象,贾植芳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致胡风的日记中这样说:胡风先生:离汉前曾寄上拙作一剧本《家》及一函。我于十日到西安,沿途颇费了周折,预备在西安稍事勾留,即动身到山西战区。一向因为生活的忙碌,没能有确切的通讯地址,很是抱歉,现在算暂时得到一个,虽然也是带有很大的游移性,但总是一个较有办法的——“山西新绛县探交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训处。”西安这地方近来很寂寞,它的黄金时代因了潼关的炮声和那次大轰炸,都剥削净尽了。阔人们跑到更远的地方,繁荣自然也就跟到那地方。但我是喜悦的,因为又回到可爱的朴质的北方。虽然这北方过去对我也是残忍的。匆匆。祝好。贾植芳一九三八年,六,十三日,夜。由于处在战乱流离之中,贾先生孤身一人流落西安,感到“寂寞”,实属常情。陕西和山西,山水相连,风俗饮食相近,自古就有“秦晋之好”历史典故。贾先生觉得“北方的可爱”,同时,由于过去的经历,他又感到“北方过去对我也是残忍的”。对于西安的气候,贾先生特别留意关注,书信中多有描述。如一九四年四月十八日致胡风的书信这样说:“重庆别后,于四月初即到西安。别西北六个月,乍一回来,天气还是北方特有的高大晴和天气,沙土飞扬亦如故,但“气压”就低到直压到眉间,要人闷憋,真是可怕。或许是地域的缘故罢,重庆的感觉还没这样的深刻,这样,人的灵魂由愤怒会变得粗暴,觉得生活的本质,就真如尼采的所云,分别善恶,而用力量去征服恶。决计绕一个圈子,能有机会过军队生活去。目下呢,就急着能早日到宜川去,这是第一。陈守梅兄常会到,大家一样的闷。他计算着能去重庆溜溜。他在这里住得很长了。……我三两天就离开西安雇牲口绕小道去宜川,大概得十天左右才能到。来信请暂由‘西安东大街新民书店转’。匆此。”西安位于渭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天气干燥,灰尘大,多风,贾先生在4月就已经感受到了西安的闷热。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致胡风的信中还讲到西安的“闷”,但这一次却与气候无关:“自晋西返转西安后,得“九、一”函及《七月》四集一期一本。本想早写一个回信,因病和忙,而最要紧的是心情的落寞,所以直挨到坐在宝鸡的旅馆里,而时间已是十月中旬了。西安这地方很闷,没有正当娱乐,正式也没有文化。大家还是一样的活着,只来了警报,才会使人警觉是在战时,而街头是人踏马,马踏人,秩序什么的好像死过了一样,觉得颇不喜欢。北方天气是冷了,苍蝇们是差不多绝迹,但娼妓们反看得更形活跃。过去人们说过,西安是靠了娼们繁荣的,而转到了战时,就更形活动起来,已成了这城市的组成的主力军,有人开玩笑说,这里的娼们编起来,起码有一军人。真是可为浩叹了。匆此。”这封书信写于陕西的宝鸡,对西安社会秩序、文化氛围贾先生直抒胸臆,直陈坦言,这也符合贾先生的率真性格,也是当时地处西北的西安社会景象的真实记录。贾先生不仅在西安生活过,而且他还到过陕西的宜川、宝鸡、华阴、陕南等地。大概贾先生每次由山西到西安,路线应该是从山西临汾经陕北宜川至西安。由西安去重庆,经由宝鸡到达。关于宜川,贾先生在书信(一九四年五月十四日致胡风的信)中多有描述:“西安曾奉一函。四月廿四日我即离开西安,雇骡子绕河北上。在风沙里,一个人骑着驴子前进,是很寂寞的,好像充军。这一带名叫黄龙山,是荒无人迹、土匪出没的场所,有时走了一天而碰不见一个人,是很平常的。我幸而无恙,走了九天,到得宜川。”结尾署:“陕西宜川秋林镇十里坪同济成转”。关于宜川地理特征经济状况,他还写道:“宜川地处群山包围中,是从前土匪常攻打的地方,现在是出奇地繁荣,生活程度高到使人吐舌,外国也不过如此。”,他还讲到宜川的黄龙山:“……四月廿四日我即离开西安,雇骡子绕河北上。在风沙里,一个人骑着驴子前进,是很寂寞的,好像充军。这一带名叫黄龙山,是荒无人迹、土匪出没的场所,有时走了一天而碰不见一个人,是很平常的。我幸而无恙,走了九天,到得宜川。”据有关宜川文献记载,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所著的《洛阳牡丹记》中记载:“牡丹出丹州、延州”,其中“丹州”就是指宜川;宜川县历史悠久,夏系雍州之域,商属西河国地,春秋为白翟地。战国属上郡为定阳邑,秦为上郡为丹,汉届西河郡,晋属羌地。西魏大统三年(537)置义川县设汾州,废帝三年(554)改汾州为丹州。唐天宝元年(742)改丹州为咸宁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丹州,五代后周时(951)废咸宁县入义川县。宋太平兴国元年(976)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义川县为宜川县,属丹州辖。元时并丹州入宜川,属延安路。明、清仍设宜川县,隶延安府。民国初,属榆林道,废道后,直属陕西省。1948年春,宜川解放,至今仍称宜川县。书信中提及的黄龙山,位于黄龙县及宜川县的南部,1400~1700米,相对高度为300~500米,最高点海拔1788米,沙页岩,低缓坡段有黄土分布,海拔1500米以上,多为基岩及风化碎屑,1400米以下的梁顶及缓坡有黄土分布,尤其在西、北面形成黄土梁状丘陵,山地森林茂盛,是陕西重要林区之一。此外,贾先生还提到陕西华阴,即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老腔”的原产地。以上是对贾先生在陕西足迹的粗略刻划。关中平原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象以及社会百态都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他对于西安及陕西的印象和情感是复杂多变和纠结矛盾的。这种印象和心态是时代变迁的真实记忆。二、贾植芳与西北的姻缘贾植芳先生在西安生活期间,依然不改文学梦,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致胡风的信中说:“离汉前曾寄上拙作一剧本《家》及一函。我于十日到西安,沿途颇费了周折,预备在西安稍事勾留,即动身到山西战区。……”剧本《家》是贾先生离开武汉前创作完成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致胡风的信中还提到:“我是明日就动身到重庆旅行,预备试写一个长篇,定名《新尸》,在西安写完万把字,只是在这样的被号称做后方的城市环境里感受着,觉得写的心情很坏。这真是一个矛盾。附寄上《手续剧》一篇,是写着一个实事样的东西,记得初经历了这样的题材,很为感叹,战争启发了民众的灵魂,而在好的民运工作下,群众们虽还不能马上跳出贫穷,但渐渐脱了愚昧,愚昧实在比贫穷厉害,但是能脱出愚昧,也会能离去那天赋样的贫穷。而启发了的群众,那力量是固执样的,不可遏止的。这是这次战争给中国民众的变化,也就是将来希望的种子。所以对中国前途存着正确信心的人,他的希望,是决不会落空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胡风书信中又说:“旅居西安时也曾计画了一下,写出了一点(题目暂定为《霍林上尉》),这以后,也希望能写下去,更希望能从先生处得一点意见。”以上书信表明至少有三篇文学作品写作于西安。除此之外,他还一直关注着《七月》杂志的发行及刊载的作品。关于这段生活,贾先生在《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一文中有过表白,他说:“一九三七年秋,我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回国,投身于社会。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但我又没有去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我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历史背影》,5页)这些表白,不仅是贾先生抗战期间生活的记述,而且从中可以看到,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抉择和责任担当。西安是贾先生与夫人任敏先生美好姻缘的缔结之地。早在贾植芳先生与任敏女士相识前,贾先生有过一位妻子,生活在山西老家,后来去世。贾先生曾经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致胡风的书信中说道:“《家》刚写罢,突然接到友人辗转来的信,知道在北方的妻子死去这消息,——对于死,我的见解,以为这东西本身却是可怕,如在《家》里所说,但在人的作用上,却有商量余地,就是死法问题。故我承认生命脆弱是一件事,但不是死的整个解释,所以要紧的是在生命的应用上这一点,来决定死的价值。接到这个信,我顺手在原稿的头上加了一个注,算是一个纪念。”1938年7月,贾植芳先生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任敏先生出生于山西汾阳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本在山西读中学的她,因抗战爆发随校转入四川,在四川阆中读完中学,考入西安商业专科学校。1942年夏,贾植芳先生结识了正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统计系读书的女生任敏,年底结婚。回忆起当初相识的情形,贾植芳说道,“她那时23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梳着两根小辫子,很可爱。”,“任敏那时候还在西安读书,三天两头就跑来看我,没多久她干脆就不去上课了,我们在黄河边借了一间民房,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贾植芳致胡风的信中提到他的婚事:“诚如兄所听到的,已经结了婚,完备了人生的形式。”贾植芳夫妇都是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他们的婚姻不是父母包办,而是自作主张。这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婚姻持久而热烈,即是经历无数次波折,依然不离不弃。1955年,贾植芳因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获罪,任敏连坐,再次入狱。单位领导要她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拒绝了,结果先被监禁16个月。1958年,因胡风案的牵连,任敏被发配到青海化隆县一个偏僻山村小学教书。后来又因“为丈夫翻案”而在高寒山区度过了4年牢狱生活。1962年,因为当时的大饥荒,正在大牢里的师母被告知“自寻出路”,1963年任敏先生从青海下放回到老家山西襄汾古城公社侯村大队十一小队接受改造,从1958年或1959年至1963年任敏总共在青海生活了四年。关于任敏在青海的地点,不同的文章提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被下放监禁在青海的化隆县,另一个地点是在青海的门源县。关于任敏先生在青海的生活,著名作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李辉先生在《解冻时节》一书的代序中有过描述:“当年因为胡风案件爆发,先生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师母也被捕入狱。一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很快,在1958年底从上海被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师母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揭发师母在一位上海朋友家里的时候曾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又再度被关进了高原监狱。师母初入狱时,凑巧看守所所长也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当女囚犯头目,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也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到。这便是饥荒岁月。在青海,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一位牧民犯人饿得难以忍受,便央求师母帮助弄一碗牛奶喝。她想方设法偷来一碗,没想到,那牛奶是公安局长的,结果她被关禁闭,戴上了手铐。从此,她被罚从囚室里往外抬每天饿死的犯人尸体。尽管她个头矮小,体弱无力,可是,她不得不经受这种折磨,常常是每次抬完回到房间,她就会感到头晕目眩。1962年,她出狱了,回到山西襄汾贾植芳的家乡,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从有关任敏先生的回忆可知,她被下放劳改之地,应是青海省化隆县。三、贾植芳与西北的书缘贾植芳先生去世之后,适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河西学院,经多方努力,贾植芳先生个人藏书、贾门弟子以及复旦大学图书馆、出版社等社会各界为河西学院捐赠图书达3万多册。河西学院图书馆设立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并复原了贾先生的书房。陈思和教授到河西学院访问,看到贾先生的藏书有感而发,写下三首诗:“黑水藏书本我愿,斋名伴读十余年,今知古国合天意,复旦河西喜结缘。”“西北芝兰海上传,幽香暗渡黑河川,贾门三代情诚系,一纸诗史比石坚。”“感念恩师灵在天,遗书护送到祁连,植芳万里丝绸玉,浩瀚精神大漠烟。”陈思和教授的寓所起名“黑水宅”,他没有想到河西走廊的母亲河——黑河,也称黑水。故陈思和教授说,“今知古国合天意,复旦河西喜结缘”。这种缘份既是上天的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援助道义和复旦人的博大情怀。陈思和先生对甘肃文学和作家关注提携帮助早已为甘肃文学界熟知感念,贾门三代学者对西北的感情,真挚而不求回报。贾植芳先生的藏书惠及西北的河西走廊,贾先生的精神也将在西北大地永久传播,滋养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心灵。除贾植芳夫妇外,贾植芳的哥哥贾芝在陕北延安生活了十多年,贾植芳的胞妹曾在陕西城固抗战南迁的西北大学读书。陈思和教授在《百年红与黑:一对亲兄弟的命运殊途贾植芳与贾芝》一文中关于贾芝在陕西的生活这样记述:“从1938年起,贾芝一直在延安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先入抗大,再入鲁艺,1943年后在延安大学任教,直到1949年进北京,在文化部工作。”贾门四人都曾在西北生活过、恋爱过、学习过、工作过,战斗过,西北生活的往事,贾门四人体验各异,重温这段特殊时代生活的记忆,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参考文献:[1]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M].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2009.[3]贾植芳.历史背影[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4]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陈思和.感天动地夫妻情——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N].文汇报,2002年5月24日.[6]贾植芳致胡风(一九三八——一九五四)[J].书屋,2001(4).[7]王克强,张小山.一位平凡而坚强的女性——任敏女士对贾植芳教授六十年的风雨深情[J].山西老年,2003(6).[8]任敏,贾植芳.解冻时节[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9]陈思和.百年红与黑:一对亲兄弟的命运殊途贾植芳与贾芝[N].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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